由于父亲早逝，15岁的我不得不告别心爱的学校，踏入家乡一家木行拜师学生意。失去亲人和辍学之痛，让我整日沉溺在看不到前途的迷惘和苦涩之中不能自拔。直到1949年5月11日，当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排门板，蓦然见到一位胸佩“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的士兵肃立在店门前的时候，我也还没有意识到，就在这个普通的春天的早晨，我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组织起工会和宣传队，唱歌、跳舞、游行、学习，生活一下子充满了欢乐和朝气，几近凋零的青春和理想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上。

　　我弃商复学，考上了南京大学物理系，享受国家公费圆了我重返校园的美梦；三年后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接受苏联专家的指导；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得到老教授们严谨的培养多次获得大奖；改革开放之初我又被公派出国……在共和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得到国家的精心培养，得到了最适于施展自己抱负的好机会。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我从乡镇小学徒，成长为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员、法兰西国家科研中心的高级访问学者、奥尔塞地区中国留法学生学者联谊会副主席和巴黎学术会议的国际顾问，那个春风荡漾的早晨，成为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1998年，年已66岁的我毅然从巴黎退休回到了上海。当时很多亲友不理解，因为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在法国。但是桑梓情结远而弥亲，每逢风雨淅沥的难眠之夜，挡不住挥不去的总是对不断发展中的乡土的思念。所以，我一办完退休手续，立即义无反顾地飞回了上海。

　　我购下了梅陇镇一套宽敞的住房，不想被推举为住地业委会主任。对此我欣然接受，因为旅居国外十多年，我正热切企望尽快融入到有点生疏的社会中去，我决定在平凡的工作中释放我的挚爱和激情，在平凡的工作中感受生命的意义和享受人生的美丽。在一次业主代表大会上，三位年轻的业主冲着我厉声质问：“你是中国致公党党员，为什么不讲民主？”我一点也不恼，反而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对我个人的指责，我相信可以解释清楚，而他们流露出来的对致公党的信任和期望，却让我无比兴奋。他们这句话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你如果不讲民主，就不配当一名中国致公党党员！”它反映了民主党派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当然令我异常高兴。我居住的小区内，民主党派和归侨侨眷不在少数，他们大多学历高、素质好、见识广，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于是我萌发了把小区内的这些民主党派成员组织起来，共同为小区的和谐繁荣出谋划策的想法。

　　2005年11月19日，在社区中共党支部的帮助和支持下，“嘉和花苑民主党派和侨联成员读书联谊会”成立了。参加者当天就提出了许多中肯又有见地的意见，其内容不仅仅有关小区，还涉及到整个社会。我随即将这些意见转给致公党上海市委和我所在的科技系统委员会内的三位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赞赏。市委参政议政部方修仁部长，当晚还特地打来电话说，有关建议很有价值，已经提交给市政协了。现在，读书会的覆盖范围已经超越小区面向全镇，不久前，上海市归国华侨联谊会网站还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我们的活动。如果说，是共产党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获得了新生，那么，是致公党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和欢乐。

　　一个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时代，是令人神往的时代。在回顾我这一生的时候，心底里充满了感激，感激这个不平凡的时代，感激我伟大的祖国，感激所有关爱过我的人。我萌发了把心底里一首首赞歌，转化成一篇篇感恩文章的冲动。感谢《上海致公》杂志编辑部，给我提供了一个抒发情感的平台。在我的两篇文章被上海市政协《浦江纵横》杂志转载之后，更加激发了我的积极性。几年来，从国内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到美国的《世界日报》和加拿大的《路比华讯》等报刊上，我的文章不时出现并多次获奖。已是耄耋之年的我还被吸纳进了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我持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枫叶卡）。最近该作协出了一本名叫《他乡的故事》的书，选录了我的十篇文章。在静静思考与写作的同时，我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曾被评为致公党上海市委“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优秀党员、闵行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今年，我又被推举为梅陇镇侨联分会副主席。在迎世博的日子里，我又作为新闻志愿者，被聘为《和谐梅陇报》的记者和责任编辑。我想，若把老年比作人生的秋天，我现在的日子就像秋菊那样美丽地绽放。

　　（作者为科技系统委员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