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从香港来上海定居的，当时父辈就购楼在徐家汇，那时如果有人出门去大世界玩，常会说：“阿拉到上海去。”这情形一晃已过去六十多年了。这几十年间，家址周边的菜园、荒地渐渐地被鳞次栉比的新建筑代替。或许由于“身在庐山中”、早已习以为常的缘故，这种类似哲学上的“渐变”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而就在几个月前遇到的一件尴尬事方让我顿觉世间变化之大。事情是这样的，眼见四大百货公司在徐家汇开门了，进去消费，我恐有心无力，而进去观光倒是可以开开眼界，于是一个人便走了进去，足足看了一个时辰。但见一把小洋刀两千元、一个台灯灯罩一万元，最终我就带着这深刻的印象打道回府。出了店门，沿着回家的路漫步而去，人群熙熙攘攘、广告似曾相识，从徐家汇广场到住处，不过数百步之遥，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可是怎么越走越不对劲？停步细看才发现走错了路。在惊讶之余我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难道自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竟然会在住了六十年的徐家汇方圆不到一华里范围里迷路？然而在调整了心态、辨别清方向后我发现情有可原，实在是建设的速度太快了。

　　近十年来，在徐家汇地区常常见到脚手架一一搭起，不几时，脚手架拆去就是一座新楼。把这称之为深圳速度也好、叫作徐家汇速度也好，现在细细想来，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更是理念上的教育。

　　近日到香港一游、阔别七十年，感慨良多，满街呱嗒、呱嗒乱响的木屐听不见了，风度威严的皇家骑警不见了，穿着香云纱、敞开领怀横冲直撞的大佬们不见了。到茶楼饮茶时、我仔细地观察了邻座的皮带环，发现缺少了警笛，而七十年前警笛是人人必备的。在半山中找到以前住过的地方，屋宇早已改观，儿时能从这里看到维多利亚湾的兵舰和电艇，此刻视线已被高耸的楼宇遮档。沧海桑田、不胜唏嘘。

　　有幸见到了前辈尚镭先生，他刚开完旅英同学会，在会上、当年“灵甫号”驱逐舰在香港的起义者和去了台湾的同僚共座一堂，共话今昔。尚镭先生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海军舰艇学院当过我的队长，我问他：“队长，您面对台湾来的同僚有何感想？”队长回答道：“我今天看到了我在六十年前想看到的东西。”话不多、含义颇深，给我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他想看到的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还有香港的回归。

　　游港归来就被房产事缠绕，老屋已是七十高龄，破败不堪，挂牌上市，原来也不打算有什么收益，不料竟顺利卖出，折合英镑七十万有余，离马克・吐温的“百万英磅”亦不远矣。售价约是当年买楼时的三倍。这是一种现像，一个特例，然而从中你亦能触摸到时代前进的脉搏。

　　（作者为静安区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