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致公党上海组织已届而立之年，而我加入致公党也有三十年了。回想往事，有些细节虽已模糊，但还是有很多事情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说起来，我和与致公党有渊源的洪门结缘还挺早。当年，在上海华山路上有一座五祖祠，它是海外洪门的财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华侨来沪，同有关部门商议收回五祖祠产权事宜，上海市侨联委托董寅初同志处理此事，我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和洪门事务接触，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致公堂和致公党的名字。

　　“文革”结束后，中国致公党恢复活动，不久便决定在上海等地建立致公党组织。黄鼎臣主席专程多次来上海和有关方面商议这件事，并找到时任市侨联主席的董寅初，希望他能在上海出面，领这个头。董寅初答应下来，找到我和在市侨办工作的归侨奕纪梁，要发展我们两个入党。尽管我们当时对致公党了解有限，只知道她的党员主要是归侨侨眷，但有在上海归侨侨眷中极富影响的董寅初作引路人，我俩还是欣然同意加入致公党，由此，成为致公党在上海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

　　上海有了致公党组织后，我从内心深处把她当作归侨侨眷自己的政党，认为她是“华侨党”（这也是许多老归侨对致公党的亲切称谓），但这种认识我从没用言语表露过。我用行动把她当作自己的家，很卖力地为组织的发展“招兵买马”。我当时在市侨联任副秘书长，从归侨侨眷中物色党员人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算下来，我一共发展了二三十名在区侨联工作的同志加入致公党，其中有不少是区侨联的主席、秘书长，这也可以算作是我“以权谋私”为致公党作贡献吧。上海致公党组织最初就是按照这种熟人介绍的模式发展起来的，老归侨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上海致公党组织发展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觉得一定要提，他就是曾在市委机关和中央机关都任过职的王大平同志。我个人认为，他对致公党市级组织机关的规范化运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王大平的政策水平高，对机关的运作也有一番独到之处。他在机关工作，不仅带来了机关规范化运转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耐心、细致的“传、帮、带”，对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同志言传身教，提高了同志们的整体业务能力。那时候，上海的致公党组织开始接待来自海外的洪门兄弟，王大平在其中担负了很多工作。说实话，接待海外侨团我不担心，一方面因为我是福建人，和许多华侨语言相通，另一方面，接待侨团氛围相对宽松，沟通比较容易。但是，接待华侨政党却是另一回事，不仅要做到吃透政策，还要做到出言审慎。这项工作，王大平担当得得心应手，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还记得施子年同志，他是位人民教师，上海支部成立后，担任了宣传委员。一次去泉州开会，我和他相处了整整一星期，对他有了很深的了解。在我印象中，他书生气很重，是个十分热心致公党事业的好同志。可惜，他英年早逝。如果不是这样，我想他一定能为致公党做更多的事情。

　　在致公党中，和我交往时间最长的就是老主委董寅初了。说起我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华侨联谊会上认识，那时，我刚到上海不久，而他已经在上海工商业界驰骋多年。由于同是归侨，又同在工商业界谋职，加之董寅初为人古道热肠，所以一直以来我把他当作老大哥。我受堂兄之托在上海管理产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困难，是董寅初帮我牵线，和代管侨务的民政局联系，解决了燃眉之急。正因如此，我对董寅初是十分信任的。

　　董寅初具有一种非凡的个人魅力，这种魅力随时随地都能显现出来。记得1984年董寅初和我随中国致公党代表团访问菲律宾时，接待我们的多是祖籍福建和广东的侨胞。一次会面中，一位侨胞用福建方言问了一句话，我和代表团中的几位福建籍同志还没作答，董寅初就接上了话，惊讶之余，我们才明白过来，虽然他祖籍并不是八闽，却能听懂闽南方言――因为他在印尼生活过多年。董寅初一接话，立刻拉近了侨胞和我们代表团的距离，侨胞们看到国内的大领导如此随和，都乐得敞开心扉，现场气氛一下活跃起来，宾主谈得十分热络。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对董寅初的钦佩也更加深了一层。

　　致公党组织逐渐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党员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其中，有不少年轻同志看问题水平很高，理论十分扎实，和他们交流后，我深感后生可畏。我专门向董寅初提出了加强组织后备干部培养的建议，希望能建立后备干部的梯队。套用现在的话，就是通过干部梯队建设，使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董寅初听了我的意见，表示十分赞同，并且加以采纳。我记得，这已经不是董寅初第一次采纳别人的意见和建议了。他十分讲求工作民主，善于倾听并思考来自各方的想法和思路，真正做到了从善如流。这也是他在党员中威望极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致公党上海组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我衷心希望致公党上海市委秉承“致力为公”宗旨，弘扬优良传统，一如既往做好联系海内外侨界的桥梁和纽带，当好共产党的诤友，在四个文明建设中取得新的成绩，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