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出生于印尼。

　　1937年父亲将我们母子两人送回祖国家乡,而他自己又回到印尼去了。

　　不久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一家分居两国,侨汇中断。在家乡，母亲靠种少量农田和变卖家产维持生活。有时日本鬼子到乡下来扫荡,我们还得逃难。

　　由于我们离开新四军三五支队根据地不远,经常听到他们打击日本鬼子的消息,在幼小的心灵中盼望着三五支队早日将日本鬼子打败,盼望着早日与父亲团聚。

　　1947年年底我们终于回到我的第二故乡印尼与父亲团聚了。

　　1949年10月1日早晨,当我睡意朦胧之际,父亲将我叫醒,要我一起将五星红旗升到家门口,边升旗他边教导我说,这是祖国的国旗,将来长大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去效劳。

　　他的教导深深印在我心中。

　　1956年高中毕业前夕,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准备回国报考大学,可在体格检查时发现我染上肺结核。这使我不仅不能回国读书,而且连高中毕业考试都无法参加。

　　经过两年多的治疗,治愈了肺结核,但是我的体质还是比较差,父母不同意我此时回国,而是让我到一所由印尼华裔开办的大学读书。该大学的创办人是肖玉灿先生,他对我印象很好,要我负责该大学的学生会工作,我没有接受。在我的观念中到这所大学读书只是一个过渡,我牢记着父亲要我回祖国效劳的教导,不愿意为属于印尼的大学工作。

　　1960年，反动派掀起了反共反华浪潮,虽然父母身边只有我一个子女,但坚决支持我回国读书。当我向我驻雅加达总领事馆提出申请时,没有得到批准,我就边读书,边挤出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往领事馆跑,要求批准我回国,接待我的石领事耐心做我的工作,说服我留在印尼,认为我留在印尼更好。他说一则我已经在印尼大学读书,与印尼人有密切的联系,可以更好的做印尼人工作;二则我已经参加了华侨社团工作(当时我担任印尼江浙同乡会理事和椰华棋会竞赛部副部长),可以更好地做华侨工作。

　　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回国希望渺茫,我就跑到江浙同乡会会长钱锡恩先生家里,反映我想回祖国的愿望。钱听了我的想法,非常支持我,就以江浙同乡会名义出了一张证明,证明我积极参加江浙同乡会所开展的华侨工作,但在促进中印友谊方面给了我一个否定的评价,说我做得较差。

　　石领事看了我这份证明之后答应重新考虑我的回国问题。

　　1961年1月18日中午放学回到家里时,父亲告诉我说,华侨侨团总会来通知,要我下午二点开会。一听到这个通知,我就猜到回国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果然不出所料,总领事馆批准我回国的请求,要我在一星期内报到,同时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以总领队身份带领一批400多人受到印尼反动派迫害的难侨回国。虽然只给我六天的准备时间,但为了能够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我愉快地接受了总领事馆的决定,于第七天到集中地点――华侨篮球场报到。第二天,从西爪哇各地来的难侨陆续前来报到,他们原来的工作不是打工,就是做小贩生意的,自从印尼发生烧杀抢的排华浪潮之后,他们无法留在小地方生活,带了一些少得可怜的财物,准备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切进一步激发起我报效祖国的决心,因为祖国不够强大,所以印尼反动派敢欺负我们。

　　回国之旅相当艰苦。不论在等待乘船回国的七天时间内,还是在海上的十二天时间内,我们都是睡地铺,但大家都毫无怨言。作为总领队,我紧紧依靠一些青年学生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晚上还要以身作则值班巡逻,特别在风浪较大的海上,不想吃东西,但为了能够把大家安全送到祖国的怀抱,我坚持着带领骨干做好巡逻工作。

　　1961年2月12日，当轮船驶到黄浦码头即将靠岸时,我们顾不得拿好自己的行李,一起涌到甲板上,�望着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倾听着从扬声器传来的“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我们不禁热泪盈眶,从心底里呼喊着“母亲,远方的孤儿回来了”,“祖国,我永远会爱您的”。

　　回国之后，我读完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我在工作中一直是勤勤恳恳,勇挑重担,还打了入党报告。在大学读书时我担任班长,分配到上海中学参加工作时,我担任了拥有30个班级学生、60多名教师的年级组长,还担任20多名数学教师的教研组长。带领近800多名师生前往农村学农时,上级规定在学农指挥部的成员中必需至少有一名共产党员,学校党支部把担子压在我身上,让我负责学农指挥部。但在谈到入党问题时,学校党支部一直不表态,只是一句空洞的承诺：党支部会考虑的。

　　二是一家分居问题。我的爱人也是归侨,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山西水泥厂工作,在厂里受到歧视,工厂保卫科把她列入内控对象,（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访问时,保卫科通知她不要外出,留在厂里）,加上大同生活条件较差,而我学校工作又比较忙,只好将小孩托人抚养。一家三口分在三个地方生活,经济压力很大。

　　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远在国外的岳母来信要我们通过出国来解决一家三口的分居问题。

　　虽然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四人帮”所搞的“左”的路线所造成的,但我们两人深信党是不会不管我们的,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和夫妻分居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们归侨不敢经常见面。“四人帮”粉碎之后,我们归侨经常相聚,但谈得较多的是“XXX出国定居了”、“XXX到香港定居了”,还有不少归侨认为“我爱祖国而回国,但祖国不爱我”,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我无法说服他们。

　　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针对“海外关系”问题,我于1977年写了一份长达5000字的信给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从人才外流、国际统一战线、台湾回归和侨汇损失四个方面阐述了我对海外关系的看法。这封信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不仅派人找我谈话,还在全国各地召开座谈会,听取广大归侨的呼声……之后,廖承志同志于1978年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整整一个版面《论海外关系》文章,而我的有些观点也在文章中反映了出来。

　　随着党中央的拨乱反正,一直困扰我的入党问题和一家三口分居问题先后得到了解决。有的朋友祝贺我双喜临门,我说“不,是五喜临门!”,因为除了这两喜之外,还有以下三喜: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从一个中学教师而成为政府官员、从住学校集体宿舍到分到住房……

　　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抚今思昔，感慨万千。祖国-----我的母亲,我会永远铭记您的恩情,我要振臂高呼“祖国，我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