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形木楼梯

董寅初

陈�声

顾毓珍

魏�寿

林森题字“取精用宏”

中国酒精厂开幕纪念册

上海溶剂厂建筑群1号楼（董寅初寓所）

上海溶剂厂建筑群之一

上海溶剂厂建筑群之二

　　中国酒精厂（1954年后更名为上海溶剂厂），是浦东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至今仍保留的办公楼等建筑群也是浦东珍贵的近代工业遗产。为了留住城市历史记忆，世博村保留了上海溶剂厂、上海港口机械厂留下的部分老建筑，经过保护修缮与合理利用，上海溶剂厂建筑群已成为承载浓厚历史积淀的世博村组成部分。

　　壹"远东第一" 堪称当时亚洲最大的酒精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系列经济政策，确立发展国有工业经济。1933年实业部制订了《实业四年计划》，计划兴建国有的中央机器厂、中央钢铁厂、酒精厂、造纸厂和植物油厂，还拟利用外资兴建大型硫酸厂和一个炼糖厂。但是这些发展计划，或因投资来源缺乏，或因为种种困难而未能着手，或因战事逼近半途中止，实际上并没有一份真正能够完全付诸实施的。实业部下辖真正创办成功的工业企业，仅有1933年10月由实业部与印尼侨商黄江泉、黄宗孝合办的中国酒精厂。

　　1933年，印尼华侨黄宗孝，为了实现父亲黄仲涵（20世纪20年代印尼"糖业大王"）在祖国建立工厂的遗愿，亲自返国观光，调查了创办工厂的可能性。他返回印尼后，即着手进一步开展与祖国的贸易。一方面黄氏家族的建源公司在雅加达和泗水两地举办了空前的"国货展览会"，另一方面着手筹备在中国上海兴建酒精厂。在浦东白莲泾购地一百五十亩，修筑码头。建源公司一方面从印尼委派了黄祥贤等专业管理人员及主任化学工程师到上海主持办厂，另一方面从英国进口全套现代化机器设备，聘英国人任总工程师。

　　中国酒精厂的创办规模、设备当时号称"远东第一"。该厂资本初定100万元，以后增至150万元。1934年5月10日，酒精厂奠基并开始厂房建设，11月中旬机器安装完竣，12月开始投产。用自南洋输入的甘蔗糖蜜为制造酒精的原料，日产酒精7000加仑，纯度达96%至97%。

　　1935年3月31日中国酒精厂在沪正式开业。1935年4月1日，还专门编印了《中国酒精厂开幕纪念册》。内容分为卷首语、题字、序文、论文、摄影、广告六个部分。国民党元老林森题字"取精用宏"。纪念册卷首语这样写道："这本小册子，虽不足代表敝厂之精神，但亦可以表明我们新中国所创办的事业，我们希望在世界酒精事业上，崭露头角，还希望读者给予忠实的提携。"

　　贰创新自强民族化工工业的骄傲

　　当时，参与中国酒精厂筹建的中方专家有：工业微生物学家陈�声（1899~1992），时任中国酒精厂总化学师；中国微生物学家、应用化学家、中国近代工业微生物的先驱魏�寿（1900~1973），1935年经民国政府实业部举荐，兼任中国酒精厂总工程师；还有化学工程学家顾毓珍（1907~1968）等等，汇聚了当时国内化工行业的精英。

　　在酒精生产开工初期，该厂高薪雇用的英国工程师布朗负责生产，他未经小试，盲目投产，经过几个月的试产，终于失败。陈�声到工厂后，在码头边一幢旧楼房里，与一些技术人员对甘蔗糖蜜原料进行成分分析，并开展小型发酵试验。试验结果，证明甘蔗糖蜜缺氮。必须补给氮源，否则酵母营养盐不足，发酵无法进行。在选择发酵菌种方面，他进行多次反复的发酵比较试验，得到对甘蔗糖蜜发酵效率高的最优良的酵母菌种。他根据小试结果，进行糖蜜发酵，首战即大功告成，酒精自蒸馏机的出口管里滚滚流出，每日产量比预计要高出一倍。建源公司总经理说："中国人真了不起，在技术上又超过了英国人。"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专门研究，陈�声出版了中国酒精制造的第一本专著《酒精》（1936年），而后又出版了《酿造学总论》（上下卷，1937年）和《酿造学分论》（上下卷，1941年）。

　　在酒精厂生产期间，魏�寿曾试验用甘薯生产酒精，成为中国可再生能源生产研究的先例。他筛选酵母品种，采用良种纯种酵母发酵，大大提高了发酵效率。

　　化工业专家们的科技创新、艰苦奋斗赢得了荣誉，同样，华侨回国创办企业、为促进国内近代工业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月19日，黄宗孝为了纪念其父黄仲涵的爱国精神，在工厂办公楼制作并悬挂匾额，上书"继父前辉"四字，至今仍保留在溶剂厂建筑群内。中国酒精厂是华侨资本在国内投资和建成投产的较大企业。当时中国的酒精大部分靠外国输入，因此它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也填补了一个空白。

　　1946年，陈�声在《中国酒精工业复兴问题--答客问六则》（《化学世界》14期）中写到：问：中国酒精工业现状如何？答：吾国战前，每年酒精输入量约五百万加仑，自浦东中国酒精厂成立以后，酒精之输入，逐渐减少，是时酒精以供化学原料及饮料者为大宗。

　　叁抗战爆发发展的低谷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酒精厂遭到了轰炸并停产，陷入了发展的低谷。1937年9月14日《申报》（临时夕刊）报道了《敌炸毁浦东酒精厂》的新闻。据记载：1937年9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又有日机五架，从吴淞口外洋面飞来，在白莲泾及附近乡村上空，盘旋飞行窥探，滥施投弹轰炸不已，历时约半小时之久。日机先后投掷炸弹三十余枚，其中，大来公司栈房对过中国酒精厂落下炸弹二十余枚，所有厂房全部被炸毁无余，炸弹爆裂燃起大火，损失殊为严重。
　　1942年11月，资方与日方合作，恢复生产。1943年改名为大陆酒精厂。1944年改名为昭和酒精厂。1944年3月14日《申报》报道了题为《白莲泾中国酒精厂被献纳于日本海军》的文章。酒精厂被日寇没收，不少重要机器被运往日本。

　　1946年，陈�声写道："迨至八一三战事发生，海外交通断绝，汽油无从输入，酒精代用品日渐发达。抗战八年之间，大后方酒精厂，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厂数数百，每年产量，二千余万加伦。京沪杭酒精工厂属于敌伪资本者，有十余家之多，大者每日产量八千加仑，小者五百加伦，每日总产量约三万加仑（民营酒精厂在内）；如全能力制造，每年可产一千万加仑。"

　　抗战胜利后，酒精厂仅剩一个烂摊子。该厂虽归还给了原主，但是尚未开工生产；第二年业主利用中国酒精厂开办建源码头，零星经营国内外货轮装卸堆货业务，维持职工日常生计。
　　1947年黄宗孝曾派其弟黄宗诒回上海进行整顿，但遭到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黄宗诒甚至被诬蔑为汉奸通敌（黄宗诒在印尼曾因提议活动遭日军监禁，直至日本投降后才恢复自由）。黄宗诒气愤地离开祖国，返回印尼后曾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

　　肆重获新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溶剂厂

　　解放时，上海化学工业还只是以加工为主，生产化工原料的厂则屈指可数，如中国酒精厂。
　　1954年10月，在投资方代理人董寅初先生的倡议下，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与中国酒精厂实行公私合营，定名为公私合营上海溶剂厂。建源码头业务终止，由董寅初任经理。1955年12月，政府投资357万元更新改建，并更名为“上海溶剂厂”，恢复生产。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第一批高级化学溶剂，并有部分出口，为打破反华势力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作出贡献。

　　1955年12月，改建成国内第一套年产2000吨总溶剂（丙酮、丁醇、乙醇）的生产装置。1956年12月，建成国内第一套年产3000吨甲醛的生产车间，同时生产乌洛托品。1958年投资建成增塑剂车间。1970年建成聚甲醛车间。1978年建成醋酸丁酯车间，同年还建成生产农用激素的车间。1990年生产能力2.7万吨。

　　位于南码头路200号的上海溶剂厂厂区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9幢原中国酒精厂办公楼掩映其中，其中4幢一层建筑，5幢二层建筑，砖木结构，方形门窗，红瓦四坡屋面，红砖清水外墙，欧式壁炉烟囱。2002年1月14日，“上海溶剂厂建筑群”由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

　　原中国酒精厂资方代理人、前致公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寅初曾居住在1号楼，2号、3号楼曾分别居住过时任中国酒精厂总工程师的魏�寿和时任中国酒精厂总化学师的陈�声。

　　伍见证世博历史与现代交融

　　去年，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上海溶剂厂建筑群的保护修缮工作顺利展开，如今已用作世博村会务用房。在普通公寓地块旁，上海溶剂厂的锅炉房也得到了保留和利用。川流不息浦江东，沙里淘金责任重。有着77年历史的中国酒精厂旧址，见证着上海世博会的一个个精彩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