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寅初先生羽化乘云去，我得讯赶到华东医院，正声书记、韩正市长、晓渡部长等先于我赶到，待他们走后，我一人久久凝视先生遗容。先生九十晋五，高寿安详离去。对这一天虽早有思想准备，但强忍的泪珠还是夺眶而出。

　　先生和我都曾侨居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但他居巴城（今雅加达），我住万隆。他年长我整整二十岁，彼此未曾谋面。迟至1979年，他时任上海市侨联主席，到复旦大学与几位归侨座谈，我们才第一次相见，相识。次年，他又来复旦动员我参加中国致公党并自荐当我的介绍人，从此我与致公党和董老本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生原籍合肥，自年少在上海求学，先“东吴”后“交大”，爱好体育又擅长“径赛”，曾创造一项全国长跑记录，此纪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打破。学生时代的先生更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活动中，他奔赴南京参加总统府前的抗日请愿。交大学生每每从徐家汇游行到远在江湾的市政府去请愿，走在队伍前头高擎校旗的就是先生。

　　先生所修专业是经营管理，但是一出校门却先在上海后到香港从事的都是新闻传媒，到了印尼后还是先当记者后当编辑，直到自己办了《朝报》，终因抗日言行锒铛入狱，在狱中他以华籍政治犯代表和荷籍政治犯、印尼籍政治犯代表一起与日本占领军当局交涉、抗争。难友中有一位是著名的糖王黄仲涵所创建的建源公司少东，他十分看重先生的干练、情操与品德，抗战胜利后力邀先生作为建源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回到光复后的上海，打理黄家在上海的家族产业。建源上海分公司主营进、出口贸易，但也办了一些企业，其中主要的是远东最大的上海酒精厂，此外还有建源自己的仓储、码头和船队，大多在浦东。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军舰封锁上海的海上供应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直接参与对中国的海上禁运。先生领导下的建源上海公司，利用建源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组织货源，利用船队和货运管道把大量上海急需的日用品先运到上海附近的第三地小口岸，再化整为零运进上海来，为上海的经济、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私合营后，上海酒精厂改称上海溶剂厂，先生的人事关系归到市外贸局，直到上北京到致公党中央工作，依然在外贸局领薪。因筹办世博会，原上海溶剂厂的厂房、车间都已拆除，但该厂用于上、下班报时的大铜钟被放置在世博会的中心地带非常醒目的高台上。建源公司当年建造的几幢洋房大部分也被保留下来，这些遗物都是爱国华侨“实业救国”投资上海的见证。

　　先生对上海的奉献远不止此，先生一向热心公益事业，经常慷慨解囊，蜚声京、沪。现在矗立在延安路、乌鲁木齐路口的华侨大厦，最初就是在他手里开始发动海内外华人华侨捐款兴建的。改革开放早期，先生利用广泛的海外联系为上海及全国各地引进资金、引进智力不遗余力。他曾陪同当年的市长汪道涵先生到美国旧金山拜访举世闻名的桥梁大师林同炎先生，当面讨教对浦东开发的意见建议，前此林先生曾花费数十万美元请方方面面的专家论证并设计出开发浦东的全套方案和设计图，他本人还设计了两座横跨黄浦江的大桥方案。林先生的浦东开发方案前后多次修改，每次修订后的方案都是由董老转交给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只有最后一次修订版托我代转。上海市政府也因此在中央正式决定开发浦东后赠予林先生“开发浦东先驱”的称号。此后林先生每次回国江泽民同志都要接见。

　　董先生先后在上海生活工作长达八十年，情满浦东浦西，他对这座城市倾注了许许多多的爱。这座城市也永远不会忘掉他。

　　桃花流水杳然去，风凄雨泣送前贤，先生离开我们了，但留在世博会的那个大铜钟的悠扬之声依然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