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我大学毕业，从外地分配到上海一个中学教书。

　　由于正值十年“文革”期间，因为自己是一个归侨，在海外有不少亲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比较敏感，所以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只是埋头搞教学工作，不参加学校的各种政治活动，也不与外界交往。后来我当了年级组长和教研组长之后，虽然有时会到教师家中访问，但此外仍然与社会其他方面交往很少，因此不仅不知道上海还有归侨侨眷自己的组织――侨联，对政协也不了解，当然也就不知道董老――董寅初。

　　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不久，政治气氛宽松了，我才开始走出校门，比如星期天到一些归侨家中串门。在与归侨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在相当一部分的归侨中，当时弥漫着“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的想法，遇有几位归侨碰在一起时，谈得比较多的话题就是“某某某出国”，“某某某到香港”。

　　听到这些议论，我感到问题不小，于是在1977年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主要阐述我对当时各地执行侨务政策的看法。这封信发出去后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对执行国家侨务政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我也从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开始关心时政，关心上海的侨务工作。在此后参加政协会议时，我认识了董老，通过将近十年的接触，深深感到董老对华侨华人与归侨侨眷所拥有的深情，以及对侨务工作的热情与认真。

　　董老让我走上为侨服务的道路

　　1978年刚过完春节不久，我就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让我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上海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我拿着通知走进会场，见到的基本上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被分到华侨和宗教界人士一个小组，进入小组讨论的会议室，我见到的政协委员年龄都比我大很多，而我当时才刚过四十岁，成为这个小组里年纪最小的一位。那时的我根本不懂得政协究竟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参政议政。

　　刚在会场里坐下不久，就见有一位慈祥的老人走到我身旁，伸出手来跟我握手，并问我是否叫奕纪梁？我边握手边站起来激动地说是的。他听了之后就作自我介绍，说他叫董寅初，是市侨联的主席，接着讲到要我跟大家一起来参政议政，好好为华侨服务。我当时为难地说，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但他说不要紧，只要有一颗为归侨侨眷服务的心就可以，至于如何参政议政那是可以慢慢学会的。通过第一次接触，董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刚开始当政协委员时，我对上海侨界的呼声不甚了解，更谈不上如何写政协提案了。在董老的帮助和启发下，我开始学习收集归侨侨眷中间的呼声，并将他们的要求写成一件件的提案。

　　在那一年的政协会议之后不久，董老提名我当上海市侨联的常委，参加市侨联每周一次的常委工作班子会议，并且协助他做好归侨的活动工作。不久董老与市侨办协商，由后者出面与我所在的学校进行联系，让我辞去学校年级组长和教研组长职务，分出一半的工作时间到市侨联工作，也就是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到市侨联工作。

　　1980年年底，致公党上海支部成立前夕，董老在征求了市侨办领导的意见后，要我加入致公党，明确表示要我协助他做市侨联和致公党上海支部的一些工作。1981年4月，致公党支部有了专职人员的编制，董老通过中共市委统战部，正式将我从学校调入致公党上海支部工作，同时协助他搞市侨联的工作。

　　1982年在董老的努力下，致公党支部在宝庆路3号借到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虽然我还是挂名为市侨联常委，继续参加每周一次的市侨联常委工作班子会议，但主要精力已经放在致公党支部工作上了。1984年以后，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董老通过协调把我介绍到市政府侨务办公室机关工作，让我继续为侨界服务。

　　董老协助中共和政府落实侨务政策

　　我直接在董老指导下工作的五、六年中，我经常看到他为了维护归侨侨眷的利益，落实侨务政策而到处奔波和呼吁，在每年召开的市政协全会期间，他都要给我讲一些与侨有关的事，然后我根据他的意思写出涉侨的提案送上去。其中有些提案涉及的问题来龙去脉我不是很了解，他就给我仔细地说明。比如有一次我根据董老所讲的情况，写了几份要求有关方面归还华侨机械学校、切实落实“文革”期间遭到冲击的华侨私房政策等提案。那时候社会上“左”的影响还很深，导致许多好的政策一时无法落实或落实到位，于是在不少委员中间就产生了“说了是白说”、“写了是白写”的说法。董老针对这种思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很严肃地说，即使“白说”还要说、即使“白写”还要写。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写同样内容的提案。当时他还要我去找归侨中间的市人大代表，他说这些问题除了可以在市政协的会议上反映外，还要发动归侨中的市人大代表来一起呼吁，充分反映民声，这样才会早日见到效果。在董老的坚持和带领之下，不久华侨机械学校得到归还，华侨们在“文革”期间被冲击的私房，也先后陆续得到归还……

　　积极设法组织归侨开展活动

　　市侨联1978年刚恢复活动时，遇到许多困难，比如没有自己的编制和经费，要开展一些活动是很难的。为了能组织归侨侨眷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董老与其他几位市侨联的老前辈经常自掏腰包来支持这些活动。他们想通过开展活动来温暖归侨侨眷曾经“文革”遭受伤害而冷下来的心。市侨联为此有时搞大型的联欢，有时组织部分归侨侨眷到外地一日游，有时搞小型专题座谈会让大家畅诉思想。在活动中，董老总是不失时机地做归侨的思想工作，使归侨侨眷心中爱国主义的热情重新燃起。

　　1980年秦怡、陈冲等人主演的《海外赤子》在上海放映时，曾经组织部分归侨进行座谈，董老在座谈会中动情地跟大家讲，我们归侨都有一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永远保持下去，我们不能离开和忘怀自己的祖国――生我养我的母亲。董老的话深深打动了大家，董老不仅是这样说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现在董老离开我们而去，但是他所钟情的归侨侨眷事业依然需要我们继续去做好。我要在有生之年，继承董老的遗愿，为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