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三）

　　对我而言，董老是长者前辈，也是最为崇敬的良师。

　　自从1980年12月4日上海成立致公党组织后，根据致公党中央邝明秘书长提出的建议，把我这样一名致公党的新兵，调到才组建的致公党上海市组织（当时还是支部）机关工作，在董老直接领导下，协助处理一些具体的党务工作，这样一来我与董老相处的机会就比以前多了。在接触中，我亲眼目睹董老为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海内外的侨界人士，为致公党组织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爱国奉献精神，时时处处感染着我，教育着我。由于当时机关办公室干部没有几个人，因此每个人都承担了许多不同的工作，比如我，每年就有一个写机关工作小结的任务，与其他同志相比，了解的情况也相对多一些。

　　致公党组织建立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那时国家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各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董老本身就是上海市侨联的主席，如今又担任了致公党的领导职务，他深感肩头责任重大。致公党中央对上海组织的发展给予了极大关心，在中央和有关方面的协调下，1981年王大平同志来到致公党上海组织机关工作，董老对此发自内心的高兴和欢迎，因为老王曾在上海留美学生联谊会工作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党群工作经验。在上海组织成立初期，董老常常就许多具体工作的开展找老王商量，老王成了董老非常得力的助手与参谋。

　　也是在1981年，董老介绍俞云波同志加入致公党，并一直希望能将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老俞调到致公党机关来，协助他做党务工作和参政议政工作。为了这件事，老王曾多次到复旦大学，与中共校党委、人事部门进行协商，反复做工作。我心中清楚这一过程，感到董老的确是“伯乐识骏马”，因为老俞具备了三方面的优势：首先是专业对口，当时老俞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二是老俞非常年轻，当时还不到50岁；再有就是老俞还是一位从印尼回来的归侨，非中共党员。不负董老的一片苦心，1984年老俞正式调来致公党市委机关工作，老俞和老王俩成了董老的左膀右臂。

　　致公党上海市支部成立后，在董老的领导下组织建设稳妥健康地发展起来，党员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党员中间既有在市、区、局的侨务部门工作的干部，又有高校、科研、医卫、文教、企业等单位的业务骨干、学科带头人，都是一些有较大社会影响力，我们称之为重量级的人物，他们除在各自的岗位和所在的领域内取得了出色成绩，在港、澳、台及海外还有着广泛的亲友联系。他们加入到致公党之后，参加致公党组织的各类报告会、座谈会及系列讲座，社会的接触面更加广泛，有了更多开阔眼界的机会。为了帮助党员们全面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董老要求我们发挥自身长处，积极创造条件，比如紧扣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从本党派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记得董老曾经积极支持的两次系列讲座，听讲者累计高达4500余人次，不仅规模大，影响面也广，至今有党员谈起那些讲座，仍然记忆犹新。一次是在1982年4月至5月间，与市侨联共同举办的《爱国主义教育系列讲座》，内容主要有：“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探求救国的道路”、“华侨的过去与现状”、“华侨的爱国主义传统史话”、“当前侨务工作如何贯彻爱国主义精神”等，先后请华东师大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刘学照、市侨办副主任张持平、市侨联副主席沈光和致公党上海支部俞云波主讲。还有一次是在1984年5月至6月，由我们市委自己举办的《振兴中华系列讲座》，内容主要有：“中国致公党党史”、“海外华侨三次爱国高潮”、“继承和发扬致公党的革命传统”、“中国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风雨同舟的历史”，分别由致公党市委委员俞云波和施子年主讲。这些系列讲座，很好地帮助党员了解了华侨以及致公党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发挥的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广大党员的爱国热情。

　　董老还定期主持党内的一些会议，及时传达全国“两会”、致公党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精神，和党员们谈出访的观感，分析海外侨情的最新变化等。董老知道党员中间有不少人在海外有亲友，亲友中间有一些与台湾有着联系，为了帮助党员了解中央的对台工作方针政策，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还吩咐我们组织学习、讨论叶剑英的《关于台湾问题的九点建议》和廖承志的《致蒋经国先生的信》，调动党员的力量共同参与到相关工作中，为团结台湾同胞打击极少数台独势力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了巨大变化，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华人也引以为豪。董老不仅自己积极与海外的亲友联系，动员他们回国、为国做贡献，还在党员中间进行了广泛动员，并举行党员为“四化”服务的经验交流会等。董老的示范作用，加上深入细致的工作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活动，充分激发了广大致公党员的爱国热情，他们除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外，更是积极主动地加强与海内外亲友们的联系，促成了不少“四引进”（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的项目，为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85年时曾经做过一项统计，集中反映了1983年到1985年期间致公党上海组织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当时党员共有382人，这些党员与34个国家和地区的6200余位海外亲友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党员中间被评为各级各类先进及模范称号的有53人；完成的重大技术革新项目5个；重要科研成果15项；科学发明8项；提出的改革建议24件。致公党市委接待海外传统侨团洪门组织和其他华侨团体共计37批420人次；党员接待的海外亲友（来讲学、贸易、探视、旅游、治病）共3740余人次（其中来华讲学的有198人次）；党员因公因私出境出国访问、探视、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总计129人次。促成对外贸易近百笔，成交金额达3亿4千万美元；海外亲友捐赠累计476万8千元。捐赠的实物有：30625册图书，42种碑拓和8件文物（给江苏省文化厅）。其中董老个人在各种公益事业中捐款合计40多万元，另外由他牵线引进的建设资金约1亿美元。

　　静安区的老党员刘文璧现年超过90岁，她说自己认识董老已超过50年，尽管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许多事情仍然清晰地保存在记忆当中。比如董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解决归侨学习深造问题，积极参与创建华侨机械制造学校（后为上海机械学院，现已并入上海理工大学），并带头认捐款项，后来得到全市归侨、侨眷的响应，大家纷纷解囊募捐。多年来，这所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机械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农村粮食种植需要大量的化肥，董老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站出来呼吁，希望上海的侨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多争取一些侨汇购买化肥支援农业，由此掀起了争取侨汇的热潮，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燃眉之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已是耄耋之年的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对上海致公党组织倾注了极大的关爱，从建立致公党上海市支部到成立市委的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他不顾年迈八次来沪考察、指导工作，参加节日的茶话会，参观致公文化补习学校，与致公党市委委员、各支部主委及部分致公党员会面交谈。他对上海的致公党工作情况相当清楚，多次赞扬董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很强的社会号召力，把上海地区的致公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工作非常有成绩。他对董老领导下的致公党上海市委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要我们好好总结经验，在开创建设社会主义新局面和深化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发挥致公党员的作用，以优异的成绩迎接致公党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现在再来提上面这些事，时间上似乎有些久远。但是对我个人来讲，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依然是那么的清晰，始终难以忘怀。

　　补记：

　　1987年3月11日，致公党市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在徐汇区老党员、越南归侨刘惠贤家里（华山路891号，是上海名宅），举行庆“三八”的聚会，那天共来了14位女同胞。妇委会特地邀请董老夫妇参加（董夫人侨居美国、那时正巧在沪探视），印尼归侨纪清珠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印尼菜肴、点心。姐妹们在一起边品尝边聊天，有说有笑，气氛十分活跃，大家的感情更加融洽。非常难得的是能够和董老夫妇俩在一起度过轻松、愉快、难忘的节日，董老还亲切地祝妇委会的姐妹们快乐健康，这些欢声笑语似乎还回响在我的耳旁。那一天，我们还在一起照相留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