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市侨联兼职的时候就和董寅初同志相识，但真正和他比较多地接触是在1983年我加入致公党后，特别是在1985年我被补选为致公党市委副主委后，和董老的接触就更为频繁了。在我眼里，他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胸怀坦荡，谦虚谨慎；他既是老师，又像兄长，不仅为我，也为他身边所有同志在各个方面作出了表率。

　　董老无比忠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不论在什么场合下，他都会对党内同志强调，致公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侨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那时候，致公党在上海建立组织时间不久，尽管急需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但董老提出，一定要以对致公党事业负责的态度，严格根据有关章程规定，把紧发展质量关，确保党员具有较高素质，不能为单纯完成指标发展党员。当时发展党员的审批工作都是在主委会议上进行的。董老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要求组织部门的同志一定要对申请对象的情况反复了解、充分核实，不仅要去他们所在的单位或者街道，还要去各级侨联，多方听取意见，只有条件成熟，才能发展进党。

　　他把多党合作的理念贯穿在实际行动中。在党员发展过程中，他叮嘱组织部门一定要把工作做细，争取被发展对象所在单位的中共党组织的支持。遇到有发展对象同时被其他兄弟民主党派相中的情况，他也不会去“抢人”，而是充分尊重发展对象自己的意见。他真心诚意地指出：发展致公党员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共和其他兄弟民主党派合作，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而到每年召开市委全体党员大会时，他邀请兄弟民主党派市委的领导一同参加。

　　董老在工作中的认真负责是众人皆知的。他对市委发出的文件和公报等都要作认真研究，在措词方面考虑得很周密严谨，不放过一点纰漏，为此，他经常挑灯夜战。即使后来到了致公党中央担任领导，也不例外。因为他以前是从事新闻事业的，熬夜是家常便饭，长期下来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所以只能靠安眠药帮助睡眠，这种睡眠质量可想而知。一次我去北京参加致公党中央全会，特意向董老的秘书询问董老的身体情况，他的秘书对我说：董老这些天忙于审阅工作报告，经常熬夜，失眠症犯了。现在想想，董老的确太操劳了，如果不是长期服用安眠药，他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董老是侨界领袖，无论是在市侨联、致公党市委还是市政协任职，他都为维护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工作，在海内外侨界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拨乱反正、落实华侨政策，由董老挂帅，带领市政协、致公党市委、市侨联的相关同志组成落政工作组，负责清理、归还“文革”中被占用的华侨房产，以及纠正个别侨胞在文革遭受到的打击。我有幸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这一工作牵涉面广，遇到的阻力很大，但是董老顶住压力，克服阻力，协调各方，尽最大努力为海内外侨界人士讨回公道。

　　董老在海外有着广泛的人脉，不论是出访还是接待来访，他都会向海外的亲友介绍党和政府的新政策，宣传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新气象。在他带领下，市侨联和致公党市委的“三引进”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我记得，那时候董老亲自引进的项目标的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有时候一下子就引进了一幢高楼，让我们这些身边的同志看得目瞪口呆。现在矗立在复兴路、茂名路口的一幢高层建筑就是董老引进的多个项目之一。不过，我们也深知董老为了引进这些项目所付出的辛劳。说服侨商投资容易，但由于当时国内行政机制尚处于转型初期，引进一个项目不仅要过许多部门的“堂口”，而且这些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真正让资金到位、项目落实就没那么容易，对此，董老总是不厌其烦，对内担当起协调者的角色。他在引进资金和项目上成绩斐然，折算成人民币，在当时就有数以亿计之多。

　　我和董老共事的这段日子里，从来没见过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相反，他虽然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却从不摆官架子，对大家平等对待，每次来机关都和大家一一握手、聊家常。即使是后来当了国家领导人，见到普通党员依然嘘寒问暖，非常关心。在工作上，董老对我的指导是很多的，尤其是我担任了市人大常委、侨民宗委副主任期间，在提出维护侨权的建议诸如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合法权益保护法’上海市实施条例”议案的前后都会向致公党市委加以说明，董老经常会对一些问题发表很精辟的意见，对我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有力的帮助和指导作用。可以说，和董老共事让我受益良多。

　　致公党上海组织成立虽晚，但在董老的领导下，经过党员们的不懈努力，以工作实绩赢得了各兄弟民主党派的尊重，不愧为代表侨界的民主党派。董老以身作则为侨务工作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呕心沥血，为全体党员作出了表率，他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根据林文进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