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与作者浦映政（右）合影照片

　　正当人们喜迎新中国60周年华诞，海峡两岸实现经济合作发展之时，令人敬重的董老却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盛会就要拉开帷幕的前夕，安然地走了，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使致公党和归侨侨眷永远失去了一位荣辱与共的战友。

　　消息传来，许多归侨侨眷无不感到沉痛！遗憾！可惜！董老在我们归侨侨眷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华侨之家”的家长，一位关心他人的老前辈，一位致公党的好领导。董老虽然担任过地方和全国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但是他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对每一个与他握手的人都不分高低一视同仁，他的真诚待人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与他接近的人都给予他长辈般的尊敬，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在归侨群众中间赢得了很高威望，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怀着炽烈的爱国激情，联络同学组织抗日救国会，发起抗日救亡的请愿。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他因为担任过交大校刊的记者和编辑，联系面较广，有机会到香港从事新闻记者工作，随后旅居印度尼西亚。在日军侵入印尼时，他继续在当地的华文报刊上以笔杆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不幸被日军逮捕入牢，过了约三年多牢房生涯。日本侵略军投降后，他又在印尼独立战争时期，遍访当地华侨社会的名士，团结各个阶层的华侨，组织华侨社团总会，出任总干事和华侨治安总会主任，为在战乱的炮火中维护好华侨同胞的利益，保护当地华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因此深受印尼华侨的爱戴。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论董老的生平，或者讲述因为他的逝世而心里所涌现的悲痛。我只想重温一下在和他共事相处的日子里，所见到有关他的点滴逸事，既作为我对他深切的怀念，也让大家能通过此加深对董老为人的了解。

　　我和董老相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当时在上海市侨联是位不领工资的副主席，具体分管侨联的宣传工作。那时我在电影制片厂从事编导方面的工作，因为是新加坡归侨的缘故，所以有幸调到市侨联，在董老的领导下搞宣传和联络侨界的具体服务性工作，同时还负责侨联两个政治学习小组讨论的记录。我们就这样在学习工作中相互认识了。我们两人在彼此有了一些了解后，相互间的距离很快就缩短了，交谈中我觉察到他是一位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在生活中极其珍重同志间的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对待同志时，能给予真诚的帮助。记得我在调到市侨联之前，曾经创作了一部反映生活在香港的中国海员，对殖民主义进行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题材电影文学剧本，我到市侨联工作后被告知，剧本已经由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决定采用，对方要来上海与作者进一步商量修改的事宜。当时市侨联正在排练大合唱《祖国是华侨的靠山》歌曲，准备参加随即就要举行的上海市歌咏比赛。我感到为改剧本的事而提出请假真不是时候，自己正在感到十分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珠影厂人正式来市侨联宣传部门协商，领导竟然同意让我暂时休假，以集中精力修改剧本。事后我才知道，这是董老对我大力支持的缘故。通过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平常事情，我对董老善解人意有了亲身的体验，因此庆幸自己能结交到这么一位良师益友。我和他共同在市侨联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前后朝夕相处三年多的时间，许多事情都忘了，但这件小事却一直记忆犹新。后来由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市侨联被迫停止日常工作，我们也就此分开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上海市侨联恢复了正常工作，董老被推举为主席。这时的我，早就被下放在一家工厂里劳动。市侨联的同志辗转找到我，动员我再次到市侨联，具体负责文艺小分队工作。由于在十年“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干扰，以及“海外关系反动论”的影响，不少归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董老的遭遇更加严重，在许多归侨的心中都有余悸！董老知道市侨联恢复工作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正面宣传归国华侨，在社会上重新树立起归侨爱国爱乡的良好形象，重建归侨对祖国、对民族、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除了文艺节目演出这一宣传主渠道要继续做好以外，每年的春节董老都要自己掏腰包，到电影院包一场反映爱国爱乡主题的电影，邀请全市的归侨观摩。

　　在如何进行宣传的问题上，董老早就有一些想法。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侨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单位，甚至闹出一些笑话：如一次市侨联的同志到商店购物，开发票时需要填写单位名称，结果开票者把侨联会误写成“桥梁会”。还有一次，在“文化广场”举行的联欢会上，董老问我说：“听说你打算把文艺小分队发展为艺术团？怎么只听雷响没有下文啦？”我就如实把具体情况告诉了他：“大家是有干劲成立艺术团的，问题就是没有活动的经费，每次到市侨联来参加排练以及参加演出活动的来往交通费，现在都无法报销。”董老听了频频点头，一边思考一边用鼓励的语气说：“是这样，要有信心把侨联艺术团成立起来。”其实董老何尝不知道文艺宣传在凝聚人心方面的作用呢？过了两天，董老在办公室里突然叫住我，给了我一本他的存款存折，要我帮他把这本存折送到统战部办公室去，他告诉我说：“我已经和他们联系过了。”随后他又把捐助成立艺术团经费的事告诉我，说已经放到财务处，以后文艺小分队的排练、演出活动的交通费可以实报实销了。在董老亲切关心和资助下，不久上海市侨联的艺术团终于宣告成立。同时，董老还动员艺术团里的归侨演员支援上海戏剧学院，协助完善该院宣传爱国题材的话剧《陈嘉庚》中南洋土风舞的演出，并认购了该剧公演的一场入场券，招待归侨前去观摩。

　　艺术团成立后，深入众多大学院校、各社区和部队，举行许多演出活动，比如慰问驻沪三军部队。特别是艺术团应上海乐团的邀请联合举办《祖国之恋》音乐舞蹈专场，在对社会举行公演的舞台上，归侨演员深情悠扬的歌声“再会吧！南洋”、“我爱你中国”、“华侨之歌的心声”等，受到了著名指挥家司徒汉的高度称赞――能留在国内的归侨是“双料”爱国归侨，含意是当时从海外归国为“一爱”，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坚决留在中国为“二爱”。

　　艺术团通过巡回演出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加上多种媒体的报道宣传，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身边的归侨，了解了归侨的组织――市侨联。而在海、陆、空部队的营地，在大专院校高等学府里，都永远地留下了董老代表上海归侨亲切慰问的声音和身影。记得有一年董老在美国探亲，看到美洲《华侨日报》上有上海市侨联演出活动的消息报道，还特地写信来向艺术团的同志问候。董老从国外传来的消息和问候，给艺术团同志们大大的鼓舞。大伙怎么也没想到艺术团在上海的演出活动，竟然会引起海外华侨的关注。我深信，这是和董老大力支持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市侨联的副秘书长曾经说：1982年至1984年是侨联艺术团演出活动最兴盛的黄金时代！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其中董老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1980年秋天，致公党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决定由董寅初主持筹建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董老时年65岁，仍然担任着市侨联的主席，他依然勇于担负起责任，马不停蹄为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建立四处奔走，找有关同志谈话，积极发展党员。万事开头难，何况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民主党派还是敬而远之，因此可以想见，他在到处做工作发展党员时碰到的无形的阻力。然而老当益壮的董老毫不在意这些，深入到各个阶层中间去，拜访许多在工作上很有造诣的归侨，热情地向他们介绍致公党的性质和作为，积极争取这些优秀的人才加入到致公党里来。另外，他还以市侨联的组织名义通知各个基层侨联，在更大的范围进行动员，希望区县、局、高校等单位的侨联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推荐符合条件的归侨侨眷，发展他们加入致公党。

　　董老对发展致公党组织的工作是极其认真负责的，可以说一丝不苟。比如我所在的市侨联办公室有几位同志和我同时拿到了入党申请表格，由于我在思想上对政治还是心有余悸，所以就一直犹豫不定，和其他几位一样没有及时把表格填好，拖延了一段时间迟迟未交出去。董老了解情况后就亲自来动员，非常真诚地对我们说：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为主的爱国的民主党派，既然我们是做归侨侨眷工作的侨联干部，那当然应该参加，这样有利于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董老自己带头参加致公党，在他的示范和鼓励下，我们都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加入了致公党组织。

　　另外，董老也非常重视科技人员的发展。据我知道，早期党员杨秉烈是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的教师，在董老的介绍下加入致公党后，在董老的支持和鼓励下，利用业余时间兢兢业业钻研万能绘图规发明，不仅因此获得国家专利，还获得国家发明奖，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董老为此还专门写了“开发技术振兴中华”八个字的题词相送。老杨也非常敬仰董老身上所体现的“致力为公”精神，以及董老的为人品质。不久前老杨和我一起交谈时，还回忆起在中国致公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亲手制作了100多枚具有百花争艳的繁华图案、精致的彩色玻璃钥匙圈工艺饰品，分别送给上海参加党代会的每位代表，作为十届党代会的纪念。老杨告诉我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完全是仿效董老的为人，为致公党的事业尽点绵薄之力。”

　　老杨还跟我提起，八十年代上海市政协大厦扩建竣工后，董老曾经要他为这栋八个民主党派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经常要去聚会，参加国家和本市大事讨论的场所，用他开发的新工艺、新技术设计制作提示说明用的告示牌事情。那是由董老捐出款项，老杨负责采购彩色有机玻璃材料并组织加工制作，义务完成了整个大厦的房间、会议厅、机器设备所需的提示牌。

　　董老一生热爱祖国，这方面的事迹是相当多的，让我们大家共同来追思吧！学习董老的精神，努力争取做一名合格的致力为公的党员，用实际行动作为对他无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