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22日，新民晚报“灯花”专栏发表我写的《请大胆称呼同志》，相信80、90后青年同志读了一定会纳闷，我自己再读了也很感慨。怎么银行寄侨汇通知连一个“同志”或“先生”的称呼也吝惜呢？

　　正好，在这天同一版面上，还刊出了晚报主编赵超构用笔名林放发表的“未晚谈”杂文《“文革”还在揪人》。当然，不称侨眷为同志不是什么揪人，只能说对“文革”犹存余悸而已。可不是吗，侨界人士确是“文革”中受灾大户，邓小平同志对新加坡李光耀总理的谈话中就说过：“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国内在这方面的政策都遭到摧残，动不动就是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就是叛国，不少人被捕入狱。华侨或华人不能到中国探望亲属，也不能互相通信。这方面在中国国内牵涉到几千万人。”（注1）

　　但问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18日已经召开，次年就提出我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明确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发展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注2）所以我在这篇小文中恳切地指出，不久前中共中央刚开过的“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还评价出席的代表“不愧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分子；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有了这两个“不愧”就完全可以大胆称归侨和侨眷为“同志”，不必要再惴惴然了。

　　至于我今天为什么会写这篇小文呢？是为了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个伟大的节日。往事重现，我1985年加入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阳光雨露哺育下，很幸运地为统一战线事业做了一点力能所及的文字宣传工作。其实我在十七岁时就喜欢文学创作而开始在报刊副刊上发表习作，经历了上海抗战――孤岛――胜利――解放的历程，被上海作协吸收培育成业余工人作者，可是在“文革”中只得搁笔，只剩下含饴弄孙过残年了。

　　可难料会“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我退休后的三十年，竟会踏上新的征途。1982年复刊的“新民晚报”副刊部的“繁花”、“夜光杯”的老编辑胡澄清和秦绿枝邀集老作者再协同写稿。可是我已经离开了工厂，很难接触火热的生产斗争中出现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我写什么呢？好在中共卢湾区委统战部、区侨办了解到刚退休的干部和职工中有专长的归侨、侨眷，邀我在再深入复查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上作记录工作，与此同时，为恢复区侨联组织正筹备召开的“文革”后第一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也在紧张工作中，就返聘我到区侨联工作。我踏进这个陌生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圈子，犹如一头栽进巍峨浩瀚昆仑山，听到心潮逐浪，感慨万千的交响曲，看到解脱桎梏、笑逐颜开、冲劲倍增的侨界人士的豪迈气慨和感人事迹，于是我写出《请大胆称呼“同志”》一文后，通过采访又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的“十日谈”专栏里，写了连载十日的，总题为“赤子心”的卢湾区十位侨眷的感人故事，他们都是在新时期，迸发出了巨大爱国热情，在“三引进”中作贡献的侨界人士。其中就有致公党员周丽珍，这组文章也是该报为宣传侨务政策最早的十篇作品。时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文章引起侨界注意。最感动我的是，有侨界同志说：“邓小平说得对，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关系。只有祖国强盛了，我们在海外的亲人才有尊严！”

　　曾主持过上海市委宣传工作又任上海市侨联主席的何添发同志，于1996年去京任中国侨联副主席时，曾语重心长地讲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侨务工作要做到‘五有’，即国内要有群众、海外要有朋友、经济上要有实力、爱国要有贡献和社会上要有声音。”“有声音”就是要宣传。并指出：“这不是为个人或某个组织出名的问题，而是对侨务方针政策的宣传问题。侨务工作越是深入人心，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就会越大。”我在区侨联“发挥余热”达十六年，到1999年第二次退休时已75岁，十六年如一日，我在人民日报、团结报、解放日报、联合时报、文汇报、上海侨报及刊物《沪港经验》，《上海统战工作》（后改“浦江同舟”）等诸多报刊上发出区侨联和卢湾致公的声音。2000年退休后，我又在终生学校――上海图书馆内花几个月功夫搜集各时期发表于报刊、期刊上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作，从中选编了《尘世情缘》一书，请荣君立老人写书名，晚报秦绿枝老编辑作序，其中三分之一的文字是写归侨侨眷赤子之心的文章。这年，蒙老作家丁景唐和唐铁海二位作为介绍人，我加入了上海作家协会，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

　　老党员叶秀英大姐是市侨联委员，她了解我工作踏实，是对侨务工作肯下功夫投入工作的写作者，就动员介绍我于1985年也加入了致公党。卢湾区委党员都是知识分子，使我在学习中，提高了对侨务政策的理性认识，也增强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开始不满足以往以发现先进思想和闪光事迹“蜻蜓点水”式的千字文，更因为第二次退休后脱离了区侨联繁忙的事务工作，有较多时间同致公党老党员交知心朋友，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在新千年2000年起，写作了较有深度的作品：在“刘湖涵教育基金会”国内理事朱曾浒同志策划和指导下，我于2003年写成《20年的探索和奉献》一文，在该年10月17日的《联合时报》，以半个版面的报告文学形式介绍了创办人美籍华人刘承桓在他创建的“刘湖涵教育基金会”中，投入的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也介绍了基金会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的丰硕成果。

　　本党老党员唐新璎、江汉贞也是和我相交多年的朋友。我为深入了解唐新璎的父亲唐君远和胞哥唐翔千与侄子唐英年（现香港政府财务部长）三代人的爱国史料，写了《爱国爱港的唐氏家族》一文先刊于《卢湾史话》，又于2003年以《唐氏家庭和海联会心连心》的题目刊登于卢湾海外联谊会换届会刊上。

　　江汉贞是区侨联一、二、三届名誉委员，她的姑姑吴健雄博士被誉为“中国居里夫人”和“核物理女皇”，我在1994年就写了介绍文章刊于市侨联出版的《上海人走出国门》。2006年，江大姐提供我珍贵的家书百余封，助我为江大姐写了《悠悠此生――江汉贞老人风雨晚晴录》，尽管文章写得一般，但其史料是很珍贵的。

　　现下提倡老人出书，见证历史，是期刊《炎黄春秋》力创的有极大意义的传承文化之举。我今年已八十八岁，仍在为丰子恺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后人作传，今年即可完稿。我深深感谢和庆幸改革开放给了我第二春，努力要在不多的有生之年，为祖国振兴做力能所及的工作。“人生不满百，常忧千岁忧”，我认为这是我生命的意义，在中共成立90周年的今天，我一定会努力去做到这一点，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人最可能实现的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注1：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研究司编辑出版于一九九八年一月的《邓小平侨务工作》一书第19页。

　　注2：见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171页《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