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妈妈说过关于辛亥革命那个年代的有关事情。我外祖父在年轻时走出苏州老家的书院（学校）来到上海，因懂得一些英文，在英国商会谋生，有机会跟随洋人走南闯北，去北京、广东等地处理业务，因而在当时属于为数不多能说流利英语、北京官话以及广东等地方言的人物。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他正好跟洋人在北京。因为此时清政府需要能与洋人办理交涉的人员，所以他被清皇帝赐四品官衔（无品级之人不能上金殿见皇帝），主要担任清政府的英文翻译事务。

　　随着中国的被动开放和西方文化的渗透，清末城市的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亦发生了变化，大大拓展了中国的旅游娱乐市场空间。新铺设铁路沿线一些本来默默无闻的地方，一夜之间变成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一些传统景点也因铁路线经过的带来游人增加而显得更加著名，如曲阜、泰山、苏州、无锡、杭州、莫干山等地方。

　　苏州本就是旅游胜地，由英国公司建造的南京至上海的铁路恰又经过苏州，于是我外祖父抓住商机，利用他在英国商会的关系捷足先登，就在苏州火车站附近的钱万里桥堍建造了豪华的中西合璧的旅馆，并于途径苏州铁路通车的1908年开业。据苏州地方志记载，该旅馆沿河岸建造了欧式风格洋楼，内设高雅客房30间左右，花园中铺设草坪筑有亭台楼阁，自备小汽艇供客浏览苏州风景名胜。冬天房内有壁炉和火炉，小汽艇上有燃烧火油的火炉。旅馆的管理比较科学，当时称为“洋派”。卧具不用棉被全是羊毛毯，且天天换洗，因无自来水，所以河边建有3个码头，一个是客运码头，停泊小汽艇和供游客观赏水景专用，一个洗刷食用物品器具，一个洗刷生活用品。由于服务的对象定位是洋人为主体，因此，旅馆供应中西大菜，且以西菜为主。有通晓英语的专职导游和领班，服务员也要能说“洋泾浜”英语的。旅馆在周末与旅游季节游客盈门，生意红红火火，沪宁线上各地的中外政要权贵、富商巨贾受到其盛名吸引，纷至沓来，为苏州提供了大量旅游客源。这个旅馆在当时的确属于小而精的一流旅馆，当然，收费也是不菲的。

　　旅馆取中文名为“惟盈旅社”，挂有英文招牌Village Inn。其原因：第一，商人经商的理念是惟有盈利；第二，英文Village Inn的读音与中文“惟盈”读音相似；第三，英文Village Inn按意译是“乡村客栈”、“乡村旅舍”，洋人一看就知道，这里是可来度假吃住的地方。中英文店名的含义完全一致，这也反映了一个老翻译者的用意。

　　武昌起义前夕，大约是1911年10月初，清皇朝末代状元、君主立宪派和洋务运动中重要人物张謇，在武汉为他的大维纱厂开工举行庆典。当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即刻去南京劝说两江总督等清官员派兵镇压革命，但未获同意。武昌起义爆发后六天，张謇受江苏巡抚程德全委托，同其幕僚杨廷栋（即杨度）、雷季兴（即雷奋）住进了在苏州的惟盈旅社（清朝的江苏省会在苏州），起草了一份请求清廷“解冕亲贵内阁”、“下诏罪己”、处置“酿乱首祸之人”，并“提前宣布宪法”的奏疏。该奏疏主张立宪，并未倾向共和及劝清帝退位，体现了程德全、张謇等人在武昌起义后维护清廷统治的苦心。但是这份奏疏也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君臣规范，扬弃了所谓“忠君爱国”的理念，为后来他们的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有后人认为该奏疏名为奏呈清帝提前立宪，实为试探朝廷态度，故该奏疏后被视为江苏省响应武昌起义的先声。

　　上海的革命军取得胜利后，程德全在苏州于11月4日晚召集亲信决定“反正”，于5日宣布响应革命，江苏省独立。程德全这位清朝的封疆大吏剪掉辫子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巡抚衙门口也变成了“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程德全率先将眷属搬出衙门，同时要官员们照样自己解决家庭居住问题。

　　1921年春，杨廷栋请苏州著名画家吴湖帆绘制了一幅惟盈旅社全景图，并将奏疏原稿和相关文件装裱成画卷，取名《秋夜草疏图》。画卷上张謇作序，杨廷栋自撰跋，并遍征社会上有关名流十余位撰文题字，反映了当年编写草疏的情形，一时成为雅事。1937年，此卷曾在“吴中文献展览会”展出。后由杨廷栋的家属携至美国。1971年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时，由杨的遗孀捐赠台北历史博物馆。

　　近期有些书刊上登载出“清帝逊位诏书”由张謇等人起草于苏州惟盈旅社，例如《文史月刊》2010年第12期《是谁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中写道：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全国电促清王室退位之声动地而来。隆裕太后见势头不妙，就让袁世凯拟一道《逊位诏书》，以免皇族遭到杀戮。袁世凯答应下来，转请张謇代拟。张謇后即与其幕宾杨廷栋、雷季兴至苏州,在惟盈旅社内草拟此文。又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姑苏野史》，这本书收录了近300篇苏州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文章，其中一篇名为《清帝逊位诏书炮制于苏》的文章，就介绍了相关情况：张謇接受任务后，请他的幕僚苏州人杨廷栋、松江人雷季兴到苏州，在惟盈旅社里草拟诏书。当时由杨廷栋主笔，张謇和雷季兴一起帮衬，很快就拟好了全文。

　　最近听苏州亲戚说，苏州有些报纸刊载了惟盈旅社是起草清帝退位诏书的地方，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有的人还去钱万里桥寻觅故迹。光阴荏苒，辛亥革命已经成为百年年前的往事，惟盈旅社随着城市的发展，在2001年苏州市召开APEC财长会议前，也为了拓宽马路而被拆除了。

　　当然，惟盈旅社是起草诏书之地的事情我并不知晓，不清楚有无正史记载，也无听说有类似《秋夜草疏图》等为证的记载，但张謇的确是苏州惟盈旅社的常客，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他是江苏的官员，1911年11月21日他就到苏州主持了省议会开幕式，并入住惟盈旅社。其原因：一是旅社虽小，但环境条件优雅，景物宜人，是当时业内之最；二是旅社靠近火车站交通方便，传递信息灵通；三是他与我外祖父是同道好友，我外祖父能为他作好安全保密等服务。

　　关于张謇等起草诏书之事，与我苏州亲戚以往说过的一些情况有相吻合之处。曾经有一次张謇住店后，北京来的差官不断，几乎天天有。我猜想，这期间兴许就是他们起草诏书的时候。而稗官野史甚至演义小说中对这段情节常有描述。我在199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唐浩明历史小说三部曲》就曾看到张謇等起草诏书的故事。作者称杨度（杨廷栋）是历史上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才华卓绝，抱负不凡。杨度参与公车上书，后来又支持袁世凯称帝，转后帮助孙中山，到他晚年又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近代史上种种错综尖锐的矛盾。三部曲之一《旷才逸才――杨度》中写有：与历史上所有被迫退位的帝王的诏书一样，溥仪的退位诏书里写的也不是他本人想说的话，那些话都是逼迫者借他的口气说的。

　　书中写道，状元张謇当然是最有资格写这种东西的，但他太忙，受命后就将此事交给他的朋友杨廷栋（杨度）。杨廷栋是苏州吴江人，中过举，又留学过日本，张謇器重他的文才。杨廷栋等人员住进苏州闾门外的惟盈旅馆，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逐字逐句地斟酌考虑，写出了一份初稿。初稿誊抄后，他的一个名叫雷季兴的好友又作了修改，最后由张謇审阅定稿，派雷季兴送到北京。袁世凯看完后很满意，只在其中加了一句话：“即由袁世凯议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袁世凯这个被张謇视为不会读书作文的内阁总理大臣，恰恰在这篇由张本人定稿的历史文献上，添上了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袁世凯的大总统之位便是得之于清皇室的禅让，而不是革命派的转送。他既可以不受欺负孤儿寡妇的指摘，又可以不必感激革命派的恩德。张謇当年真是低估了这个学生的文才，没有看出不喜为文的袁世凯其实是做大文章的高手！

　　最终，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取，但是，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民主共和的理念为更多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