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需要这座城市向他们伸出温暖之手

　　他们随着父母迁徙到城市，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生活在高楼旁边的小屋……城市之大，却难找一张安静的书桌；父母忙于生计，无暇关注他们的点滴成长，他们的世界，往往只是家门口的那一片“弹丸之地”。在偌大的上海，孩子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梦想的亮光。

　　去年7月，本报曾推出“到父母打工的城市看一看”系列报道，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的生活，近距离倾听他们的内心感受，以便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能否在陌生的他乡绘出美丽童年？而上海，又能否为这些孩子开辟一条幸福之路？本报记者再次将目光聚焦于这些将在上海长大的孩子们。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们的无奈与期盼

　　镜头1

　　下了课就在马路上吃灰“希望孩子有个去处、有个伴”

　　浦东新区东沟村，环顾四周，皆是低矮的平房，这片色调晦暗的房屋，容纳了一批外来务工人员。商业街的灯光划开了一个黯淡的村庄。1月，上海的气温接近冰点，路人都缩在厚厚的棉衣里微微打颤。商业街里的路口，两只灰尘满布的小灯泡悬在一根细线上，灯泡打出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一个简陋的山东糕点摊，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点心摊前忙前忙后。她的身旁临时架起了一只简易的小书桌，她7岁的儿子郑亦辉正在这个临时搭起的小书桌上写作业。小书桌上，摆着一本近义词词典和一块小橡皮，书包随意地塞在桌脚边。郑亦辉抬头看一看匆匆而过的行人，低头发一会儿呆，随即又搓一搓冻僵的手，从书包里翻出一本教科书，又旁若无人地埋头钻研功课。

　　7岁的郑亦辉来到上海已经2年。前年9月，妈妈把郑亦辉从安徽家乡带到上海求学。在郑亦辉眼里，上海和他的家乡并没有太多不同。家乡有许多小伙伴，能够相互串门，出门能够东奔西跑。而到了城市，似乎就被圈禁在妈妈的看护下。不过，郑亦辉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心态，“妈妈说在上海能上学，以后会有出息，所以上海也很好。”

　　在大人眼里，郑亦辉是一个懂事的“小大人”。平日里少言寡语，也很少像其他孩子一样吵吵嚷嚷。放了学，他背着书包回到点心摊，在小摊边上搭起一张临时的简易书桌，开始一笔一划地写完作业。晚上7点，妈妈收摊了，他也回到家里休息。有时候，郑亦辉作业少了，会早点回家，帮着妈妈把衣服收好。在上海的这2年里，郑亦辉课余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这点心摊边度过。妈妈每天3点就要起床，为一天的生意忙碌，孩子起床时，妈妈已经在点心摊上忙活开了。直到他放学归来，仍然看到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忙碌的身影。生活对郑亦辉而言，只是两点一线，而小小年纪的他却显得安乐知足。“在这里我也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郑亦辉告诉记者，在这条商业街上，还生活着不少和他一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这些孩子朝夕相处，彼此成了好伙伴。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小吃店，店主的孩子在附近一所中学读初二。两个孩子时常凑在点心摊上钻研。大孩子成了小朋友的小老师。路边的烧烤摊涌出烟雾缭绕的蒸汽，瞬间卷裹了这张不大的书桌。两个孩子挥了挥手，试图把烟从眼前抹开。烟雾刚刚散去，路边传来了汽车此起彼伏的喇叭声。

　　小小心愿

　　郑亦辉和他的朋友每天只能在小街边做作业，这个小小的点心摊，也成了路边孩子们的“活动点”。孩子们希望他们下了课，能够有个地方温习功课，和小伙伴一起玩，地方不用太大，只要能挡风遮雨。当然，最着急的还是家长们。“我非常希望让孩子们放了学能有个去处，有个伴，玩得安心。不要在马路上吃灰。”郑亦辉的妈妈说。

　　镜头2

　　回家后对墙角自言自语“我想和上海小朋友一起玩”

　　生活在浦东新区莱阳路的阳阳（化名）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妈妈在附近的一家公司里做园林养护工作。放了学，阳阳常常和附近的几个小伙伴在大街上玩耍。调皮的男孩子窜上路边电线杆，他们一路跑进附近的快餐店里，阳阳身手敏捷地攀上快餐店里的装饰墙。直到胆战心惊的家长们出来喊停，孩子们才乖乖地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中。回到家中的阳阳时常孤独难耐，有时她会给几个布娃娃排好队，自己当小老师，给他们唱歌、上课，有时她只会对着墙角自言自语。

　　阳阳生活的地方在城乡接合部，周围没有公园，甚至没有一处给孩子们“撒野”的空地。他们，也从来没有机会走进市中心，看一看繁华的城市。在许多流动儿童的眼里，他们生活的地方并不是上海，印象中的繁华的上海只出现在电视荧屏上。

　　“上海太大了。”7岁的王路一字一顿地说道。王路的父母在上海打工，她从小在上海长大，却很少走出她生活的这片小角落里。她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东方明珠。也只听到上海的小朋友说起过外滩和南京路。在王路的印象中，这些上海的景点远得如同梦境一般。王路就读于一所民工子弟小学，平日里，她很少有机会和上海小朋友一起玩耍。“你想和上海小朋友一起玩吗？”记者问王路。“想。”王路似懂非懂地回答。

　　小小心愿

　　阳阳的妈妈有机会带她坐上了磁悬浮列车，到了浦东机场边。看到大飞机停在停机坪上，漂亮的空中小姐一字排开。阳阳乐得手舞足蹈，“我将来想做空姐。”在这一天，阳阳说出了她来到城市的第一个梦想。“如果有时间，我想带孩子多看看上海。”阳阳的妈妈说。

　　镜头3

　　每天巨大的生存压力让父母无暇与孩子好好沟通

　　沿着西藏北路一路穿行，踩着大卖场的急促的节拍，小个子的方莹带着记者扎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每天，方莹独自要走20分钟的路，从学校回到家里。

　　下午5点，人们都下了班，街道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路边的大卖场溢出了红橙黄绿各色灯光。“这幢楼这么高，不知道地震时会不会倒呢？”她抬头看了一眼眼前7层楼的商场，一边胡思乱想、自言自语着，一边巧妙地转了个身，避开了蜂拥而至的自行车。她轻车熟路地转了两个弯，绕进了柳营路的一条幽深的小弄堂。

　　方莹家周围没有同龄的小伙伴陪她上学陪她玩。方莹每天放了学，只能独自一人回到家中。她会一个人穿过好几条大马路。这几条路车流不断，让她的妈妈不由得心里忐忑，担心她的安全。妈妈有时会从单位里“开溜”一会，特地到学校门口，把方莹接回家安顿好，然后再跑回单位上班。然而，这终究不是保护女儿平安放学的长久之计。因为无故离开工作岗位，她已经被客户接连投诉了好几次。各种压力交织而来，“带着孩子上班，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有时候想想各种各样无可奈何的事，我都一个人偷偷哭过。”妈妈说。

　　小弄堂里有数栋民宅，方莹一家人就住在柳营路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大床就霸占了整个房间，再加上一个衣柜和一个简陋的沙发，已经将屋子里塞得密不透风，屋子的角落里还塞着一张桌子。而这间环境简陋的小屋子，每月也需要花费方莹一家近一半的月收入。方莹的母亲从事着饭店的保洁工作，方莹的父亲没有固定工作，平日为几家公司打零工。一家人过着颇为窘迫的生活。

　　方莹到家不久，妈妈急匆匆地赶回家，闷头做起了家务。吃完晚饭，妈妈收拾掉桌上的餐具，这张小桌子就成了方莹的书桌。方莹摊开书本，隔壁的厨房传来了锅碗瓢盆声。一天又快结束了，妈妈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方莹知道，明天天还没亮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起床上班。“他们说，这么辛苦都是为了我好好学习。”

　　她才10岁，而在她的心里，始终藏着对父母的歉意。方莹的数学成绩不好，而父母本身的文化水平有限，没有能力为孩子指导功课。有一天，方莹的老师急不可耐地给方莹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方莹的数学成绩亮起红灯，气急败坏的父母挂断电话后，转眼就对方莹进行“棍棒教育”。

　　“我们也是心里着急，但又没有别的方法。我们知道她和城市里孩子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不怪她。我们太忙了，有时候下班回家，晚上累得说不出话。还怎么跟孩子好好交流呢？即使想帮她复习功课，但我们自己文化程度也不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她缩小功课上的差距。我们真希望有人能帮帮她，帮帮我们。”父母说起这些，方莹在一旁低着头，摆弄着衣角，一言不发。

　　小小心愿

　　“我也希望成绩好，希望爸爸妈妈不要打人，”方莹希望爸爸妈妈能有个好脾气，希望自己的数学成绩能早日云开月明。对教育孩子，父母也同样一筹莫展。而每天巨大的生存压力，也让他们无暇思考和孩子之间的沟通问题。父母希望方莹能有一个家庭教师，但是，家里的经济拮据，请个家庭教师也成了一种奢望。“怎么办？”方莹和他的父母都画了一个问号。

　　委员关注

　　加强家校社会联系引导比管理更重要

　　市政协委员、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产权籍管理处处长王承馥提出，本市在住人口中，非沪籍青少年比例已超过50%，其中很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希望以社区主导，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联系制度。由志愿者和专职社工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各种专项服务，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健康成长。

　　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致公党市委秘书长凤懋伦作出了进一步思考，他提出，许多公益机构旨在做好事，想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但是，外来务工子女的成长不需要参照城市孩子的方式。“城里孩子下课就有家长接，有地方写作业、请家教、上兴趣班，学习成了流水线作业。这样的成长方式一定就是健康的吗？而这些外来务工子女，他们下了课自己放学回家，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学着克服困难，他们的成长环境就一定比城里孩子糟糕？”“不过，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还是存在的，这些孩子们能不能在城市里健康成长，引导比管理更重要，”凤懋伦说，孩子们能否适应城市，最重要的一环是他们的学校教育。学校教师能否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能够给学生一些引导，给迷茫中的家长们指明方向。“建议学校请一些在上海打拼、并有所作为的家长们，让他们谈谈自己和他们的子女是怎样适应城市生活的。现身说法要比理论知识有效得多。”凤懋伦说。

　　社会公益组织：他们的热心与瓶颈

　　办晚托、开书屋，民间公益组织走进社区缺资金、缺人手，“心灵之家”风雨飘摇

　　从2009年起，“热爱家园”公益组织开设了公益晚托班，给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们安一个家。除了能让他们有地方温习功课外，他们也试图去拉近他们与城市的距离，让这些孩子在温暖中变得自信勇敢。然而，这一机构长期缺少资金和人手，孩子们的“心灵之家”风雨飘摇。

　　晚托班成了孩子们的“心灵之家”

　　闸北区宝昌路的一栋商务楼里，“热爱家园”民间公益组织开设了“太阳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城市融入项目，办起了一个名叫“太阳花”的公益晚托班。一间大约30平米的房间，成了流动儿童们的家。孩子们放了学，就来这里做作业，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孩子们辅导功课。有时，这里还会有读书会，有志愿者带着孩子们阅读各种书籍。逢年过节，“太阳花”会办一些妙趣横生的活动，孩子们在这里“能文能武”，能温习功课，也有机会打打闹闹。

　　“太阳花”项目负责人刘伟伟介绍，这一公益晚托班，也正是迎合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一些切实需要，一方面是物质上的，这些外来务工子女往往没有一个好的读书环境，他们课后需要一个去处，让他们安心学习，并且能够有人给他们提供课业辅导；另外则是精神上的，需要有人引导他们，走进城市后，他该怎么去适应生活。因此，社区需要给这些孩子一个支撑。

　　刘伟伟告诉记者，家庭教育的匮乏，也让这些孩子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流动儿童普遍比较自卑。“希望我们的社区教育能够改变他们的价值观，让这些孩子在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时，能坦然自若地面对生活。”现在，他和“太阳花”的工作人员正在设计一些活动，让孩子们能融入城市生活，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责任感。过了年，孩子们将有机会走上街头，走进敬老院。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

　　志愿者缺乏经验寒暑假人手奇缺

　　“太阳花”项目负责人刘伟伟介绍，太阳花项目从开办以来，赶来“托付”孩子的家长络绎不绝。现今，平均每天来“太阳花”参加活动的孩子大约近20个。项目有2个专职工作人员，“对小朋友来说，我们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刘伟伟笑称，除了日常的学业辅导，“太阳花”还安排其他一些活动。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工作，专职志愿者根本无法承担。因此这些活动，更需要志愿者鼎力相助。

　　刘伟伟介绍，愿意来“太阳花”做志愿者的人并不少。项目一开始，就有许多志愿者来报名。每到春秋季刚开学时，会有10多个志愿者给小朋友辅导功课。但是，这些志愿者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志愿者年龄“一边倒”，也给公益机构造成了不小的难题。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志愿者不仅大多年轻，而且绝大多数无法坚持。许多年轻人往往只是“现身”一次，就再也没有谋面。到了寒假和暑假，大学生们都返程回家，寒暑假也成了志愿者极度匮乏期。刘伟伟一直想再开设公益寒托班和暑托班，给寒假、暑假不回老家的孩子们一个过暑假的去处，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志愿者能够认同一些理念，能够从改变孩子的观念开始，改变他们的人生。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短期的志愿者不可能认同这样的理念。”

　　现在，这家年轻的公益机构迫切需要一些能长期坚持的志愿者，尤其是有余力的年轻家长们。“有工作经验的人会相对成熟一些，更懂得为人处世，也能够照顾到孩子们的一些想法。而家长们之间的沟通，能够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难题。”刘伟伟说。

　　经济拮据，常年入不敷出

　　这一个晚托班属于全公益项目，没有任何盈利。而场地、人员运营的开支不菲。据悉，“太阳花”项目预算一年大约30万元。今年，南都基金会承担了其中三分之二的预算，而另外的三分之一还尚未着落。

　　“最大的开支是场地开支。”“太阳花”晚托班主办方、“热爱家园”公益组织理事王金介绍，晚托班曾经开设在街道提供的活动中心内，孩子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在活动中心内学习，然而这一空间并不固定。街道有活动需要用场地时，晚托班的活动只能作让步。因而，孩子们的活动常常中途被打断。

　　为了能够有一块不被打扰的空间，项目组租赁了一家商务楼里的一处场地，每年的租金5万元，这对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公益机构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然而，他们却甘愿做这笔赔本买卖。孩子们因此而拥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屋子里摆上了一个图书角，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一起随心所欲地装饰墙壁，他们也不必为活动的场地而惴惴不安。“不过，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得到有关方面的信任和支持，这笔开销确实很大，而孩子们需要并不多，仅仅只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王金说。

　　让他们宽慰的是，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也曾表示，作为公益项目最大的受益方，他们愿意出一些费用，能够使支持机构正常运转。但这些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均表示，情愿清高地零收入，也不愿意向孩子们多收一分钱。“这样会让公益变了味儿，哪怕只是一块钱，也会因此而遭到社会的质疑。”“热爱家园”理事王金表示。